传统观念的“靠”字死结与被删减的深意

电视剧《天道》中，丁元英一语道破中国传统观念的症结：

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以评说道法。只在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补充被删减部分，来自韩楚风的思考：

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若是还剩下多少空间。佛度辛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这段话无需过多解释，字面意思已然清晰：强者在规则之内尚能压迫，若规则之外，弱者的生存空间将更加堪忧。虽有修行慰藉心灵，但物质需求是人的本性，谁不渴望更好的生活，又甘愿被剥削？仅仅以“平常心”劝慰被压迫者，无异于自欺欺人。

韩楚风的“得救之道”：构建强势文化体系

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韩楚风认为，主流文化应在追求物质的弱势群体与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强势群体之间建立桥梁。不能仅以普通规则约束强者，而应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他们更高的道德要求和生命价值，而这首先承认不平等的存在。

以税收为例：

我们国家的税收结构，劳务税占比极高，而资产税相对较低。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无差别地存在于消费之中，富人可以通过将年薪定为低额、利用企业所得税等方式避税，而普通人却难以逃脱。因此，有经济学家称个税为“穷人税”，并呼吁征收财产税、遗产税等。

韩楚风的观点，用纳税来解释，就是让富人多承担社会责任，让弱势群体享受强者的贡献，以此体现强者的更高生命价值。

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

这如同胖东来给予员工远超付出的福利，满足了员工“破格获取”的期望，而企业主则获得了金钱之上更高的社会声誉和尊重，这正是“更高生命价值”的体现。

然而，这样的企业凤毛麟角。韩楚风进一步提出：

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

这便是“你不体面，国家帮你体面”的逻辑：允许强者致富，但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带动和引领弱者，最终融入主流文化。

何谓主流文化？ 封建时期的儒家文化便是主流，其“仁义礼智信”深入人心。那么，当今的主流文化又是什么？

韩楚风的言外之意是：将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让强者承担更多，这才是理想的主流文化。

强势文化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政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就是说如

果产生了不平等，他富裕，你就让他富裕，它不富裕，你就帮他富裕。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

智玄大师的洞察：

利合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回应：

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韩楚风认为，若人的行为首要考虑政治或宗教需求，那么道德价值也将被政治或宗教价值所主导，这将压抑个人道德空间，不利于激励强者、关注弱者，最终损害社会整体道德素质。

人的行为不能首先考虑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那样既不利于鼓励强者，对弱者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

若人的行为首先考虑政治需要，后果不堪设想，邻国朝鲜便是例证。韩楚风反驳了将皇权文化视为圭臬的观点，认为这种价值观在我国已逐渐式微。

以学校表彰为例，获奖者往往先感谢集体、领导，最后才是个人努力，这便是皇恩文化的影响。韩楚风认为，最应感谢的是个人的付出，个人价值应置于集体之前。

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

韩楚风进一步阐述个人价值的重要性：

如果不强调个人价值，就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他以榴莲散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当强者展现出高尚的个人道德时，能够引发群体效应，带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而那些以“人性自私”为借口占便宜的人，恰恰否定了无产阶级的理想，最终将无所适从。

韩楚风的观点是，追求个人道德价值，建立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纽带，才能实现共赢，而非一句“人性”可以阻挡。

泼一盆冷水：弱势群体的困境

听完韩楚风的言论，智玄大师回应：

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始祖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平生意回，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则指出：

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一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大师认为，个人价值或政治价值，只要能带来国泰民安，功劳归属无需过于计较。韩楚风则认为，社会文化中存在的等级制度被刻意掩盖，以维护平等尊严的虚假表象。

大师将社会比作一列火车，强者是车头提供动力，弱者是车身提供稳定，两者相辅相成。对于国家发展的功劳归属，大师选择回避，强调整体的和谐稳定。

话锋一转，大师调侃丁元英：

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呐，不敢不敢

丁元英则更加犀利地指出：

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是以黄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意志个性而求生求绝，这样的言论放到过去还不得诛九族

丁元英认为，为了维护统治，传统文化倾向于使民众处于愚昧状态，压制个性，以求生存。他以法国罢工为例，说明个性解放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而我们的文化则倾向于等待他人争取利益，习惯于从众。

新旧思想的冲突往往导致流血斗争。保持个性并非必须动武，但冲突难以避免。历史上，统治者往往采取“愚民”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

丁元英的“天道”：弱势文化与强者文化

丁元英认为，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弱势群体难以自救。

《让子弹飞》的启示：

张麻子试图唤醒鹅城百姓的反抗，但他们却麻木不仁，娱乐至死。即使给予武器，他们依然观望，谁赢帮谁。张麻子最终意识到，靠“怒”无法唤醒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的是“救世主”的幻象来消除恐惧。

“谁赢他们帮谁”一句道出了弱势文化的悲哀：他们习惯于等待、依靠，甚至向强者摇尾乞怜以求自保。张麻子的“欺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理，让他们相信救世主的到来，从而鼓起反抗的勇气。

救赎弱势群体异常艰难，甚至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张麻子的疲惫正是明证。手下人宁愿去上海享受生活，也不愿继续这看不到尽头的“扶贫”。

即使张麻子分了钱，弱势文化依然存在，百姓依旧可能被压迫，然后等待下一个“张麻子”的出现。

为何要“拯救”弱势文化？

弱势文化的存在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但其弊端在民族危亡之际尤为致命。南京大屠杀便是血淋淋的教训，30万同胞如同被绳子捆绑的羔羊，缺乏反抗的血性。

抗日神剧的反向教育，正是为了警醒国人，切勿重蹈愚昧带来的亡国覆辙。我们努力发展军事，宣扬民族主义，正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然而，国内的诸多问题，如同胞间的互相倾轧，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都反映出认知低下和利益至上的负面影响。

面对外敌时，国人尚能团结一致，但这更多是源于历史的伤痛和民族的怒火。一旦外部压力减缓，内部矛盾便会凸显。

为了稳定国内发展环境，转移内部矛盾，甚至需要制造一些外部摩擦来凝聚人心。但这并非阴谋，而是一种基于国情的策略。

若国民能够真正团结友爱，官民一心，又何须如此？现实是，国民对管理者的抱怨日益增多，社会矛盾激化，人心涣散。

因此，为了稳定，或许需要一些外部的“麻烦”，但绝非全面战争。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国内的民族情谊也将随之减弱，潜在的危机将更加严重。

这并非诽谤，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推论。若我们自身足够强大，又何须如此？战争绝非儿戏，但现实的困境却不得不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