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失业”时，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体的失败，是“不够努力”、“太懒惰”、“眼高手低”的后果。然而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层层叠加的社会中，把责任归咎于个体，无异于掩盖了真相。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性”的全面丧失。

“主体性”指的是个体作为“能动的主体”，拥有思考、判断、选择和改变命运的能力。它意味着一个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能够有意识地掌握生活的方向。但在今天的就业现实中，这种主体性正在被严重剥夺。

你想考研，不是出于学术热情，而是为了“延迟失业”；你想考编，不是因为热爱体制内的工作，而是因为民企太不稳定；你送外卖、跑网约车，不是追求自由职业，而是走投无路。在结构性的就业崩塌中，个体行动已经不再是自由选择，而是对系统性风险的消极回应。

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正在上演一场全面的错位：制造业大量缺工，但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高等教育人数爆炸，但岗位增长乏力，导致“高学历低匹配”成为常态；体制内岗位稀缺，成为唯一出口，引发全民“考公热”。这一切背后，其实都在宣告一件事：系统不再提供让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主体性的缺失，还体现在“自由职业”的误解中。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表面上看拥有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却处在无社保、无合同、无保障的三无状态里。他们的工作时间极长，收入不稳定，风险全由自己承担。平台与算法则像一位“看不见的老板”，不断压榨他们的时间、路线、体力和情绪。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剥夺并不是一时之困，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坍塌。35岁被职场淘汰成了默认的“死亡线”，985硕士送外卖成为社会常态，考研、考公成了全民逃生计划。这不是哪一代人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上升路径出了问题。

在这种环境下，个体越来越像被系统吞噬的“工具人”，而不再是可以选择、成长、创造的“主体”。一个人失去的不只是工作，更是“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的权利。

中国社会曾长期强调“教育改变命运”，而如今这部阶梯正变得拥挤、脆弱、甚至形同虚设。底层年轻人挤不进上升通道，中产则摇摇欲坠，阶层板块在碰撞，稳定的结构正在裂解。

我们该如何回应这种危机？

不是继续鼓励“奋斗”和“内卷”，也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创业”或“灵活就业”，而是要从制度层面修复人的主体性。这包括：

  • 教育与产业真正匹配；
  • 正式劳动关系的重新确立；
  • 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保覆盖与法律保护；
  • 真正普惠的再分配体系；
  • 以及最重要的，承认并回应“就业结构性错配”的现实。

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发展”的目标。它不是单纯的GDP增长，也不是制造“千万岗位”的数字幻觉，而是确保每一个人都有体面的工作、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有基本生活的安全感。